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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漢書》及其著作人

    2019-08-09 19:54:14           瀏覽數:0

 在有關中國古代史學文獻的歷史記憶中,“《漢書》下酒”的故事,可以明朗地表現《漢書》特殊的文化魅力。宋人龔明之《中吳紀聞》記載,名士蘇舜欽性格“豪放”,據說“飲酒無算”。在岳父家,每晚讀書,飲酒一斗。岳丈杜衍心存疑惑,派子弟私下察看。聽到他讀《漢書·張子房傳》,至“良與客狙擊秦皇帝,誤中副車”,撫案感嘆:“惜乎!擊之不中。”于是滿飲一大杯。至“良曰:始臣起下邳,與上會于留,此天以臣授陛下”,又撫案說:“君臣相遇,其難如此!”又舉一大杯。杜衍聽后大笑,說道:有這樣的下酒物,飲一斗實在并不算多啊!

    (一)

  張良事跡最早見于《史記》,為什么如此生動的閱讀感受卻發生在“讀《漢書·張子房傳》”的故事中呢?這是因為據中國史學學術史的記錄,人們對《漢書》的普遍重視,長期超過《史記》。《漢書》注本東漢已經出現。隋唐以后,研究《漢書》的“《漢書》之學”興起。清代史學家趙翼說:“《漢書》之學,隋人已究心,及唐而益以考究為業。……當時《漢書》之學大行。”有人請教蘇軾讀書經驗,他說:“吾嘗讀《漢書》矣,蓋數過而始盡之。如治道、人物、地理、官制、兵法、貨財之類,毎一過專求一事,不待數過而事事精核矣。”黃庭堅也曾經說:“毎相聚輒讀數葉《前漢書》甚佳。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,則俗塵生其間。照鏡則覺面目可憎,對人亦語言無味也。”“古今”就是史學。《漢書》被看作史學典型性成就。洪邁《容齋隨筆》寫道:“班固著《漢書》,制作之工,如英莖咸韶,音節超詣。后之為史者莫能及其髣髴,可謂盡善矣。”明人王鏊發表過這樣的評價:“班固《西漢書》典雅詳整,無媿馬遷,后世有作,莫能及矣。固其良史之才乎!”指出班固《漢書》無愧于司馬遷《史記》,后世史學論著皆“莫能及”,因此班固無疑可以稱作“良史之才”。應當說,司馬遷《史記》與班固《漢書》,分別體現出兩位史學大家的思想個性和學術個性。或說“馬班之史,李杜之詩”,“太白則《史記》,少陵則《漢書》”,或說“譬之名將,子長之才豪而不羈,李廣之騎射也;班孟堅才贍而有體,程不識之部伍也”。

  《漢書》是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,在《史記》之后,列名“二十四史”的第二種。《漢書》的體例,對后來的紀傳體正史影響很大。就保存西漢歷史資料來說,《漢書》是最為全面、最為完備的史籍。就保存新莽歷史資料來說,《漢書》是無可替代的史籍。由于劉邦因滅秦而建國,《漢書》也保存了秦史的資料。對于漢武帝中期以前的歷史,《漢書》基本沿承了《史記》的記載,但是由于作者歷史觀的差異,材料取舍標準不同,也往往增補新的重要內容。對于漢武帝中期以后的西漢歷史的記述,《漢書》的史學價值是獨一無二的。

  《漢書》繼承了《史記》紀傳體撰寫方式,新創《古今人表》和《百官公卿表》。又書寫了《刑法志》《五行志》《地理志》《藝文志》。其敘事格局更為嚴整完備。全書100卷,包括“紀”12卷,“表”8卷,“志”10卷,“傳”70卷。后人根據各卷容量,析為120篇。《漢書》喜歡用古字古訓,比較難讀,這也是諸多學者積極參與注說,形成“《漢書》學”的原因之一。

  (二)

  《漢書》的主要著作人班固建武二十三年(47)前后入洛陽太學。建武三十年(54),父親班彪去世,班固自太學返鄉,在班彪續補《太史公書》之作《后傳》的基礎上開始編寫《漢書》。《后漢書·班固傳》寫道:“固字孟堅。年九歲,能屬文誦詩賦,及長,遂博貫載籍,九流百家之言,無不窮究。所學無常師,不為章句,舉大義而已。性寬和容眾,不以才能高人,諸儒以此慕之。”窮究百家,不拘章句,虛懷謙遜,體現出優秀學者的資質。回歸鄉里后,他以為“(班)彪所續前史未詳,乃潛精研思,欲就其業”。后來被舉報“私改作國史”,收捕入獄。由于此前有同鄉因文字傳播下獄處死事,班固的弟弟班超擔心郡級司法部門嚴酷處置而“不能自明”,急馳至洛陽“詣闕上書”,幸得召見,而被沒收的論著恰好也呈送到京師。漢明帝“甚奇之”,于是召致朝廷圖書管理部門,任為“蘭臺令史”,參與了《世祖本紀》等史書的撰述。漢明帝又明確指令班固繼續完成前所著書。班固在漢明帝永平年間“受詔”之后,“潛精積思二十余年”,在漢章帝建初年間大致完成了《漢書》的主體部分。據說“當世甚重其書,學者莫不諷誦焉”。

  班固還有史學以外的其他論著。如“上《兩都賦》”,澄清了有關長安至洛陽行政中心轉移的某些疑議。班固“自為郎后,遂見親近”,皇帝“每行巡狩,輒獻上賦頌”,并積極參與政事咨詢,并得到肯定,“朝廷有大議,使難問公卿,辯論于前,賞賜恩寵甚渥。”后來遷轉玄武司馬。“天子會諸儒講論《五經》,作《白虎通德論》,令固撰集其事。”《白虎通德論》又稱《白虎通》《白虎通義》,成為影響東漢以后意識形態方向的儒學思想規范。班固又曾“作《典引篇》”,正面宣傳“漢德”。在“北單于遣使貢獻,求欲和親”對策的參議中,班固的態度是積極的。永元初年,“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”,任命“以母喪去官”的班固為中護軍。漢和帝永元元年(89),漢王朝遠征軍與南匈奴合擊北匈奴,取得決定性的勝利。《后漢書·和帝紀》記載:漢軍出塞,大破北匈奴,“竇憲遂登燕然山,刻石勒功而還。”燕然山在今蒙古國杭愛山。據班固受命撰寫的《燕然山銘》記載,竇憲軍“經磧鹵,絕大漠”,終于“乘燕然”,實現“恢拓境宇”的新局面。《后漢書·班固傳》記載,“北單于聞漢軍出,遣使款居延塞,欲修呼韓邪故事,朝見天子,請大使。”竇憲建議派遣班固率數百騎出居延塞迎之,后來因匈奴內變,中途返回。考察班固的生涯,于史學著述之外,曾有頗為活躍的政治實踐。由于與強勢外戚竇憲的特殊關系,直接卷入了高層政爭。

  (三)

  竇憲集團敗落,班固免官。據《后漢書·班固傳》記載,班固教子不嚴,“諸子多不遵法度,吏人苦之。”子弟不能守法,成為地方行政的難題。洛陽令種兢出行,車騎隊列遭到班固家奴阻礙,從吏予以懲處,“奴醉罵”,種兢大怒,然而因為畏懼竇憲權勢,未敢表露。及竇憲以謀反被誅,其附從者都被逮捕,種兢收捕班固。班固死于獄中,時年61歲。事后漢和帝譴責種兢,主持此案的官員抵罪。有的歷史學者這樣記述班固的人生結局:“班固與竇憲本有世交之誼,入竇憲幕府后,主持筆墨之事,關系更為親密。永元四年,竇憲在政爭中失敗自殺,洛陽令對班固積有宿怨,借機羅織罪名,捕班固入獄。同年死于獄中。”這樣的說法忽略了“(班)固不教學諸子,諸子多不遵法度”的重要情節,對于種兢“借機羅織罪名,捕班固入獄”的指責,語調嚴厲,似尚可斟酌。

  《后漢書·班固傳》最后的“論曰”,贊揚“司馬遷、班固父子,其言史官載籍之作,大義粲然著矣”,指出公認“二子有良史之才”,“信哉其能成名也”。同時也說到班彪、班固譏諷司馬遷,“以為是非頗謬于圣人”,揭示“二子”文化理念與史學視角有頗多不同。又寫道:“固傷遷博物洽聞,不能以智免極刑;然亦身陷大戮,智及之而不能守之。嗚呼,古人所以致論于目睫也!”說班固感嘆司馬遷博學多智,卻不能因此知識優勢免受極刑。《后漢書》的作者隨即指出班固其實走向更悲慘的結局,“然亦身陷大戮,智及之而不能守之。嗚呼,古人所以致論于目睫也!”班固對司馬遷的批評其實也指向了自己。什么是“古人所以致論于目睫也”?北宋司馬光在一篇政論中說道:“古語有之曰:察目睫者,不能見百步;察百步者,亦不能見目睫。非不欲兼之,勢不可也。”班固觀史,可以“見百步”“察百步”,現實生活中卻“不能見目睫”。歷代有這樣的史學家,研究歷史、理解歷史,可以清醒地“見”“察”,而眼前的“目睫”,卻不能認知。

  班固最終并未實現《漢書》定稿。吳樹平寫道:“班固卒時,《漢書》尚有八表和《天文志》沒有完成。和帝命其妹班昭續撰,后又命跟隨班昭學習《漢書》的馬續踵成之。”班固早年曾不懼風險,立志修史,然而后來因帝王豪貴的“親近”與“恩寵”,置身政治漩渦,在血腥的權力爭奪中喪生,致使曾經熱愛的學術工作因此中止。班固人生所謂“身陷大戮”者,是史學家的悲劇,也是史學的悲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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